数字革命中的国家主权建构

作者：高琪琪（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院院长、教授）

国家主权的概念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产生的。 让·布丹、雨果·格劳秀斯、托马斯·霍布斯等西方思想家都阐明了这一概念。 在主权理论的基础上，现代民族国家更多地表现为专制王权的形式，并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因此，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内涵基本相同。 现代化进程首先表现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国家主权的概念变得至关重要。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自主处理内外事务和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是不可分割的。

全球化和区域化背景下的国家主权

国家主权观念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在民族解放运动背景下出现了一大批民族国家。 与此同时，国家主权也面临来自不同方向的挑战，这些挑战集中在全球化和区域化两大背景下。

首先比特币的购买方法，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体现在全球化的三大浪潮中。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 这一时期英国大规模输出资本，美国也积极采取对外扩张政策。 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积极寻求海外殖民地，最终与英国正面碰撞。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从二战结束到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出现。 这一时期，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奥汉提出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也反映了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新挑战。 与此同时，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非国家行为体。 一方面，国际组织对主权国家的影响加深。 另一方面，许多国家有许多活跃的非政府组织。

第三次全球化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表现为金融衍生品创新加速，国际经济格局进一步融合。 这一时期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一方面是以全球贸易为前提的比特币的购买方法，表现为跨国公司内部的纵向一体化。 另一方面表现为新干涉主义的出现。

其次，区域化也给国家主权带来新的挑战。

欧共体和欧盟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区域化的新趋势。 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区域性超国家行为体的形成，本身就是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例如，欧盟治理框架内的欧盟法律在治理权限和结构上高于主权国家的法律。 因此，欧盟治理一度表现出强烈的硬法治理特征。 当然，英国脱欧等事件表明，欧盟的进一步发展还有待观察。 然而，欧盟近几十年来的实践清楚地表明了区域性超国家行为体对传统国家主权的挑战。

数字革命对国家主权的破坏性影响

除了全球化和区域化，当前影响国家主权的第三个因素是数字化。 数字化具有长期性的特点，既有信息革命的特点，也有智能革命的特点。 因此，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目前，数字革命对国家主权的破坏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跨国数字平台对国家主权的侵蚀。 这一点在国际社会中集中体现在中小国家的实践中。 绝大多数中小国家都无法抵抗脸书、谷歌、推特、苹果等大型跨国数字平台的影响。 这些国家融入未来智能社会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接受这些跨国数字平台的霸权影响。 跨国数字平台正在进入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治理领域，与此同时，大多数主权国家似乎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约束。 例如，2021年，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正式通过《新闻媒体和数字平台强制谈判法》，限制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在澳大利亚的市场份额。 对此，脸书很快宣布将删除所有有关澳大利亚的消息，而澳大利亚只能在几天后才宣布对上述法案进行改进。

其次，国内数字平台控制着自己的数字能力。 由于数字化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人才，而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政府不具备这方面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往往采用向国内或国际公司采购的方式来开发数字设施。 同时，由于国际竞争的需要，一些国家倾向于在政策上支持本土数字平台，将大量资源导入这些数字平台，使得这些数字平台在控制力上远优于国家。数字能力。

第三，私有区块链对国家主权的划分。 目前，在比特币等私有数字货币的基础上，已经形成私有区块链架构。 尽管多个国家对比特币等数字货币采取了监管政策，但仍可以看出，比特币价格在2021年将屡创新高，一度突破6万美元。 这种私有区块链的发展基于无政府主义理念，其去中心化特性本身就是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同时，基于比特币架构的暗网和黑市交易日益活跃，使得一些跨国犯罪活动更容易摆脱主权国家的影响。 此外，一些跨国数字平台还与私有区块链互动合作，这可能会瓦解整个国家的经济主权。 例如，发行货币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经济主权，但在某些国家可能被跨国公司和比特币系统所控制。

第四，自媒体对国家舆论能力的影响。 过去，国家对舆论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往往是通过官方媒体实现的，但随着自媒体的兴起，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舆论的中心。 一些重大舆情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超过国家影响舆论的能力，呈现出“突发”的特点。 事件发生后，一些舆论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国家对舆论的控制和影响能力。

国家数字主权建设

面对挑战，许多国家不愿意遭受主权的丧失，而是会尝试通过重新动员在数字领域建立新的主权，即国家数字主权。 这种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民族数字本土主义的兴起。 随着大型跨国数字平台的影响力在全球蔓延，一些国家开始强调数字本土化，即强调数据和服务器的本地化，未来强调数据的资产属性。 例如，欧洲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强调跨国平台应将相关设施和数据存储在本地，反对这些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二是对国内大型数据平台采取反垄断措施。 数字化需要一定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才能大幅提升数字化效率，但规模效应必然导致垄断，可能对中小数字化企业产生不正当竞争的影响。 因此，中美欧各国都将公平竞争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内容。

第三，加强对比特币等私有区块链的监管。 许多国家最近加强了对比特币的监管。 出于货币主权和碳中和目标的考虑，一些国家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对当地的比特币矿业公司进行严格限制，这迫使比特币相关公司转移到一些监管相对宽松的国家。 岛国（如马耳他）等

四是加强自媒体舆论效果监管。 由于社交媒体对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国家的相关监管部门开始强调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资质和行为规范的管理，从而强化国家在舆论领域的数字主权。 .

总体来看，关于国家数字主权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一方面表现为跨国公司和资本对国家数字主权的侵蚀，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希望通过构建数字主权在数字领域取得主导地位。 因此，数字主权将成为国家主权的新内容。 在构建国家数字主权的过程中，国家数字能力是关键。 作为一个全新的领域，算力、算法和数据是数字领域最重要的三大要素。 几乎所有主权国家都表现出将数字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意愿。 然而，数字能力是将意图转化为实际治理效率的基础。 因此，如何在新数字革命中构建足够强大的国家数字能力，是应对数字时代国家主权变化的重中之重。